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的中国工人阶级：
革命性的群众罢工或新官僚主义的遏制政策
王实味
论题
一、
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并不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更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如同苏联以及它在1945年之后的东欧附属国一样，这个政权是一个「朝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一个「打着红旗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为了能够全面进入世界市场所作的准备，当情况允许或者需要的时候。这种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斯大林模式，包含了封闭的经济体、国有财产、技术官僚的规划、国家控制对外贸易与货币、以及对于农村人口（一开始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往城市移动的严格控制。这些控制就如同「玩偶盒」（jack in the box）一样，目的在于压制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运作，既对外部的世界市场、亦对内部企业之间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企业竞争，如同在苏联一样，主要在地下经济中运作。浮现中的资产阶级就在国家官僚体制的「缝隙」中生存着。
二、
自1978年以来，朝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的演化，意味着以慢动作的速度打开「玩偶盒」，允许此前被压抑的资本主义面向能够渐渐地浮出水面。依旧存在的既有限制，包括国家垄断对外贸易与货币流通、国家控制外国投资、显著的政府部门继续在银行与企业中扮演角色、以及对于城乡人口流动的持续管制。
三、
中国对西方的开放，特别是对西方贸易与投资的开放，同时服务了中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1976年，当毛泽东过世以及毛派的「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中国正陷入僵局：先前的「大跃进」（1958~1961）和大饥荒造成了两千万至四千万人死亡；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1965~1976）及其混乱又再让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数百万人的生活被摧毁，其中包含了一千七百万的学生被「下放」到农村，经常为期十年以上。1978年的人均农业产量非但不比1949年的时候高，可能还要更低。而西方，此刻正深陷于1970年后的危机之中，并且尚未从中复苏。接续「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发展策略，中国能够提供廉价的消费产品来抵销愈来愈困扰西方劳工的财务紧缩状况。中国还具有能够为西方国家提供大量进口与投资的潜力。
四、
成功的快速工业化始终依赖着农村所提供的廉价粮食，并以消灭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所有制为必要条件。在中国，自1949年到1952年所进行的，就是要消灭这种所有制。然而，无论是在国家控制价格下的小农生产或是1960年代的「人民公社」，伴随着前面所提到的「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中国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失败的。因此，邓小平及其技术官僚（由苏联培训）所推动的改革计划的第一步（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下台，后来在1978年重新掌权），乃是一种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严肃实验，（一开始）在特定地点设置利伯维尔场，并很快产生了作物收成增加五倍的一些实例。
五、
为了体制的重整，中国参考了许多的先行者。该政权及其智库仔细地研究了苏联与其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阵营的垮台，把它们当作必须要避免的一种典范。中国共产党目睹了前面所提到的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机敏地利用着自身在国际劳动分工下的位置、以傲人的经济成长率前行；而与前述失败的斯大林模式或独裁专制伴以进口替代的第三世界模式，呈现出极大的反差。它也参考了日本的历史，那是亚洲四小龙的共同模板。中国的智库不断地研究德国在1870年之后的兴起，他们认为德国经验提供了成功挑战国际体系的最佳范例；当时的国际体系由英法所支配，在今天，则是美国。唯一被他们所忽略的，乃是1914年之后的、在全球范围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衰颓；相较于1815到1914年，在这个阶段，一个区域的成长（如中国、亚洲四小龙）会被另一个区域的紧缩所抵销（如欧美的经济掏空、俄罗斯与东欧的严重衰退、许多中东和前第三世界国家的衰退等）。
六、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平均可达每年百分之十，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虽然这个纪录当然是奠基在两个世纪以来其他地区的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同样毋庸置疑的，这种经济成长率必然会被几乎没有被计算的、巨额的环境破坏成本所抵销。）在过去一、两年内，中国的都市人口比例（如同全球人口一样）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我们必须注意，大约仍有二点七亿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城市户口，使他们无法在都市地区定居，并享有住宅、教育、与健康保险等基本权利。在十三亿的人口总数中，我们可以估计至少有两亿人属于城市无产阶级。
七、
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与随之而来的「衰退」（绝非已经结束）严重打击着中国，因为先前资本密集型的出口模式已变得不可行，危机的蔓延更影响了它在亚洲其他地方、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原料供货商。这个政权，尤其是在镇压了1989年在北京与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广泛的工人和学生运动之后，致力于与中国社会进行一种含蓄的交易：快速增长、扩大就业机会、增加个人消费、以及放宽日常生活的国家管制，以此来交易政治上的沉默。增长的严重放缓意味着将对这种交易造成威胁。对于危机的初步反应是国家主导的投资大幅增加，尤其是在基础建设方面，不论是在新的城乡发展项目或是交通建设上。在过去几年中，这种暂时的策略已经清楚地达到了它的极限。先前的「中国价格」的低工资优势已被劳动力成本仍然较低的竞争者所取代，如在东南亚的越南与柬埔寨、南亚的孟加拉国、甚至是非洲的乌干达、肯尼亚等国家。虽然中国少有「世界级」的企业组织，几十年来的发展已造就了好几千万接受过科技教育的人才，他们有能力把中国推往「价值链」的顶端，超越劳力密集的大规模生产──中国占世界霸主地位的太阳能板产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八、
到2012年，每年有超过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从罢工到暴动到针对地方当局恣意在农村征地与地产开发所进行的抗争。2014年的罢工次数达到最高纪录（一万两千起），几乎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掌控之外发生，此名声扫地的总工会乃是官方所支持的唯一全国性工会联合会。迄今为止，这个政权能够成功地将这些抗争分散化和局部化，使其仅针对地方当局而非中央政府。环境破坏、污染、以及有损健康的公害也日益成为争论的焦点。尽管存在着政府机构对网络全面性的监控、对特定网站的屏蔽、以及「中国防火长城」对于访问全球网际网路的限制等等，在官方渠道之外，未受控制的群众讨论已经成为在公众意见形塑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这对共产党此前对于信息的垄断构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受到监视与镇压，一个不受正式国家工会所掌控的工人阶级激进份子的网络已经形成。中国显然已经耗尽了柔顺听话的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一个更成熟、受过更好教育、更具备信息能力的工人阶级正在形成，这些因素在沿海工业地带（如广东省）造成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促使资本迁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西部内陆地区。
九、
因此，中国政权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已走到了十字路口。前述的阻碍不过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障碍的一部分。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发生在1914到1945年之间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贬值」（devalorization）措施，也就是一场「大震荡」（shakeout），就如同自19世纪以来所发生的、能够结束每一场大萧条的那些大震荡一样，尽管这次所需要的规模还要更大：不可行的过剩产能必须贬值、丢弃、或摧毁；工资水平（整体社会工资，而不仅仅是薪水）必须下降，那些非生产性的（白领、「服务业」）劳工大军也必须随之减少；尖端科技（相当于先前危机中的电子与汽车技术）必须从压制其发展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复元到在全球尺度下可行的系统性获利率。自1970年代以来，这场危机的「受管理的萧条」（managed depression）的版本已在进行；但，这是不够的。更大规模地对生产力的摧毁是必要的。根本的问题是，在全球尺度下，要在资本主义（「价值」）的框架内扩大社会再生产，仅仅对全体人类中的一小部份才是有可能的。眼前的选择很清楚：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或者部份地被它摧毁。「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并不是什么浪漫的口号，而是从最「科学的」思想中所提炼出来的精髓。
十、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假设经过了这样的大震荡之后，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重建」过程，并且假设没有工人革命的重大突破，那么重组之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最重要的工作乃是对于工人阶级遏制政策的更新形式，这意味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可能会被一些不那么直接依赖于国家的工会所取代，而情况也很可能以1980年代末期合法化之后的波兰团结工联模式为典范。但是，这种合法化意味着（就像在波兰所发生的）打破党对社会整体的垄断，而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权力正建立在这样的垄断之上，它自己也十分清楚。中国的智库不断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工场委员会」（works councils）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工场委员会（勿与真正的工人委员会和真正的苏维埃相混淆）给予工人在某些企业中共同管理的权力。一个最有远见的人必须认识到，如同那句老话所说的：「为了使情况保持不变，所有的事物都必须改变。」官僚体制必须跨越自身的阴影──即，认识到自身的权力乃是社会阻碍的关键部份──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然是真正的问题，如同对1980年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一样。
第二个需要的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重整，以能够充分地反映自1940年代以来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前关税暨贸易总协议）、美元本位等）被创造出来之后，全球产能在区位上的变化。在1960年，东亚仅占世界总生产量的5 percent ；而今天，大约占35 percent 左右。当世界金融体系经过较为公正的重组以反映此种变化之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将难以维系，而美国也不太可能静静地接受这种降级。
第三，需要在中国社会整体创造出一个更广泛的权力基础，以认同并协助促成这样的重组，如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在新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不罢工承诺，no strike pledge）。毋庸置疑的是，非政府组织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我们的思想实验里，在这些变化背后快速来临的，将会是一个多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而就如同在俄罗斯与东欧所发生的那样，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在进一步摧毁官僚限制保护中国社会不遭受世界市场的全面影响上，将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那些努力维持东欧社会免于经济困境的工具，如推动其古城缙绅化的资本流动、大规模的输出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口、以及一些外国直接投资等，在中国这样的尺度上将难以发挥作用。